•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宋捷:把国家高新区建成“科技特区”
  • 发布时间:2016-12-01 00:00 | 作者: | 来源: | 浏览:
  •   宋捷  高级经济师,现任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湖南省系统工程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南大学麓谷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长沙高新区企业法律风险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组织编著《麓谷之光——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与实践》、《产业集群与园区建设》、《世纪的呼唤——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巡礼》、《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等书籍。主持并参与国家、省市社会经济科技等科研课题10余个,获国家、省市社会经济科技成果或论文奖20余次。
     
      2010年年末,国务院先后两次批准共27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这是新世纪以来首次较大规模、集中审批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队伍也由此前的56家增加到83家。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家高新区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国家高新区成立20周年。新时期,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国家高新区的核心价值和发展经验?如何深入研究加快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引领发展示范作用?日前,本报记者就上述话题采访了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宋捷。
     
      记者:国家高新区今年将迎来20岁生日,如果把国家高新区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年纪,这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担当。你认为国家高新区在新时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宋捷: 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十二五”期间,世情、国情、区情都将出现新变化。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的国家高新区而言,当前是大力推进“四位一体”战略、抢占全球科技高地的关键时期,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加快国家高新区建设的决胜时期,是努力实施“两型社会”建设战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是加快实施区域产业带动战略、壮大国家高新区队伍、凸显创新引领发展示范作用的重要时期。
     
      记者: 前不久,你代表长沙高新区在一次专项调研会上就国家高新区今后5年如何发展向有关领导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国家高新区‘科技特区’的战略地位”。为什么要提出“科技特区”这一概念?
     
      宋捷: 提出“科技特区”概念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国家高新区拥有与国家创新战略支撑点相匹配的战略地位。国家高新区成立20年来,高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大旗,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在科技创新、企业集聚、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带动区域发展、辐射全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体系中,国家高新区被赋予国家创新战略支撑点的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大多数国家高新区都处在一个“两级三层四块”的体制之中:“两级”即国家和地方两级;“三层”即国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着代表国家要求的科技部、代表地方要求的省市党政机关的双重领导,处于整个管理体制的第三层;“四块”即科技部、省政府及省科技部门、市政府及市科技部门、国家高新区这四个行政主体。当前,这种“两级三层四块”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理顺。
     
      我认为,国家高新区要真正承担起国家创新战略支撑点的担子,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应该有与其战略支撑点地位相适应的战略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自主创新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情况下,国家高新区作为落实这一核心战略的支撑点,可否明确为一种“科技经济特区”,以强化国家高新区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的战略功能。
     
      记者:近年来国家高新区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不过对于很多国家高新区来说,行政主体资格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一个难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宋捷: 我认为,应该重视解决国家高新区行政主体资格问题。按我国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我国享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只有两类,一类是法定行政主体,一类是授权行政主体。法定行政主体是指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显然国家高新区不属于法定行政主体。授权行政主体是指由法律法规明确授予行政执法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目前除行政区与高新区合一的国家高新区外,还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授予国家高新区行政主体资格,仅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对国家高新区有部分授权,但地方性法规法律位阶低,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相抵触,可见国家高新区也不完全是授权行政主体。从法制统一的角度来讲,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明确国家高新区为省级特殊的派出机关,享有相对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由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实行双重管辖。
     
      为进一步优化国家高新区的服务环境,建议加快制定《国家高新区条例》。面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财税体制改革等新形势,有必要在全面认真总结国家高新区建设发展2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启动《国家高新区条例》立法工作。一方面依据国家高新区新的战略定位,明确规定高新区的责权利,使国家高新区的工作开展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国家高新区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法律位阶较高,拥有相当的权威,便于进一步规范国家高新区的责权利。
     
      记者: 我们常说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然而不少地方在考核干部时,都把地区生产总值(GDP)摆在了显著位置。国家高新区承担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引领的重任,这与地方的一些短期性业绩要求时有矛盾。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宋捷: 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的考核体系。一方面,要改革国家高新区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常常影响考核对象的工作和发展导向。首先,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中,应以《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指南》中的建设目标指标为主,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一些需求,突出创新能力指标,整合国家高新区的国家创新功能和地方GDP增长功能。其次,建议由国家组织专门班子组成考核评价主体,而不单由地方政府实施对国家高新区的考评;第三,建议依托国家高新区,建立国家创新管理人才体系,实现国家高新区管理层由国家和所在省市共管制度,最大限度发挥考核结果对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引导作用,为国家高新区领导干部提拔和任用提供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要建立对国家高新区所在地地方政府的相应考核制度。不管采取何种体制,国家高新区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其行为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建立对国家高新区所在地地方政府的相应考核机制,把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作为其考核指标之一。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对所在地国家高新区的财政支持,国家高新区财政收入不与上级政府分成,并且地方政府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支持国家高新区发展;二是保证国家高新区的人事自主权,地方政府不进行干预,国家高新区主要领导由科技部和地方政府共同派遣,国家高新区有副职的提名和任免权以及内部机构的设置权;三是地方政府有义务促成创新资源向国家高新区集聚,促成产学研结合,促成创新网络和有利于创新的投融资体制的建立等。
     
      此外,无论是在考核体系上,还是在工作部署上,应特别注意加强对国家高新区的分类管理。今后几年,国家高新区队伍有可能发展到100家以上,不可能把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等园区与兰州、青海、银川等园区用同一指标体系去考核排名,也不可能将位于省会城市的园区与非省会城市园区用一套模式去衡量。
     
      记者: 随着国家高新区队伍的扩容,对国家高新区管理队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认为如何才能进一步做好队伍建设?
     

      宋捷: 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高新区管理队伍的教育培训。国家高新区20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力度越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就会越大,高新区的政治地位也会越高。如中关村、上海张江以及深圳、苏州、无锡、西安、成都、武汉等园区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地省市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其中大部分高新区管委会都明确为所在地市的副市级级别,并授予市级经济管理职权和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权。由于高新区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上述高新区主要领导得到提拔和重用,成为省市党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高新区的领导和协调力度。因此,建议重点抓好三个层次教育:一是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定期举办国家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高层教育培训班;二是利用国内外高校资源优势,定向开办科技管理创新等相关专业学历教育,既可以充实国家高新区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又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三是采用以会代训、现场交流、专家巡讲等方式抓好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培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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